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顾过去，我一生都秉持着19岁时就铭记于心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当奉献给人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陪伴下成长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循父母的期望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积极参与到街头游行中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。这些经历不断强化了我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、年轻人热血与理想的新天地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骨干。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指导，逐一纠正。大家因此称赞我“挺明白”，并让我负责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，我的指挥生涯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深刻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慰问采风。在大山深处，我听到老乡们随口唱出的质朴歌声，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人刻意教导我应持有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创作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随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之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一切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讲解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演出前讲座”的形式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，并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想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花费巨大努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就此止步。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正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，使其更具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称呼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年届九旬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对我而言，这不过是认定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尽全力去完成罢了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恐惧时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积极治疗，如果无法避免，就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，以减少遗憾。幸运的是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应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七个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珍贵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够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应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望，唯独非常珍惜每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